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晚清“同治中兴四大名臣”之首，集军事、理学、政治、文学、书法家于一身。一生为师、为将、为相颇有建树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谥号文正；著述丰硕，其从政、治军、为学、齐家等诸多领域的思想对近代影响较大。毛泽东曾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”。

曾国藩在风云变幻的晚清社会，能取得如此成就，与其为官之道所恪守的要义密不可分。曾国藩认为，为官之要重在于“廉”。视其从政一生，时时从“四字”中得“廉”。

“理”中识“廉”。曾国藩为近代儒学大成者，学问精纯，深研《管子·牧民》，“国之四维，曰礼、义、廉、耻……”，他认为清正廉明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前途命运，也维系人心向背，涉及国家的安危。他把不贪财，清正廉洁作为做官第一底线。那么怎样才算一个廉洁的官员呢，他说：“身后萧索，无以自庇，不特廉吏不可为”。就是说不要想着去攀附权贵，也不给别人阿臾奉承的机会，不求权贵的庇护，拒绝别人的拉拢，也不当别人的保护伞，那么你的身后(门庭)就很冷清，(如果)不是特别清廉的官员就做不到这些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对为官者清正廉洁重要性的认识多么深刻。

“俭”中求“廉”。曾国藩云“欲请廉字，须从俭字下工夫”。在他看来，做官想要清廉，必先俭朴。道光23年，曾国藩升任正五品官职，他没有轿夫随从，每天步行去上班。即使被笑话“寒酸”，他对此毫不介意，依然精神饱满去办公。咸丰4年，曾国藩在行政武昌时，已官至二品。在他的处所，“屋内除一张床，一张书桌，两条木凳、三只大竹箱外，再无别物”。可见曾国藩虽身处高位，却依然性情淡泊，行居简约。为官为吏者只有节约简朴，“廉”字才能在思想意识里落地扎根。恪守节俭不仅是经济上摒弃胡花乱用行为，更是让规矩根植于自己的思想。

“足”中守“廉”。“欲学廉介，必先知足”是曾国藩又一箴言。他认为做官要保持廉洁，必须先懂得知足。一个人不知足，任由欲望膨胀，就会欲壑难填，就会与廉洁奉公的要求背道而驰。一个贪婪的人，不会知足，也不会快乐。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就有“畏止祸，足止贪”。知道畏惧，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，就能避免灾祸;知道满足，就不去过分的索取，就不会生出贪婪欲望。他告诫属下与子弟，不是自已的财物，绝对不能有非份之想。他认为靠做官谋财积利，留给子孙是最可耻的事，也会祸害后人，为此，还留下“但留德与能，教儿须自行”的诗篇。

“勤”中促“廉”。曾国藩出仕做官后，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即“案无存牍，室无私钱”。意思是说办公桌上绝不能有拖而不办、尚没处理的公文，家中不能藏有见不得人的钱物。他认为，一个不勤劳的人，肯定会有投机取巧的心思；为官之人，只有时刻勤勤恳恳于公务政事之中，留意之纲常法纪之内，才不会心生旁骛、妄越雷池。为学勤恳则学业长进，为事勤恳则事业可成功，为官勤恳则疆域得治。一个勤政为民的官员，只会廉洁自律，克已奉公，哪能贪赃枉法，伤害民生?

曾国藩能从一个守节赋闲的地方小官到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，与其勤勉廉洁的为政风范不无关系。他用理学家的眼光洞悉为政为官之道的清廉要义，并时刻不怠，身体力行，虽时过境迁，于今仍有可鉴意义。清正廉明是为官从政者的官德修养，也是做人的一种境界，更是人生的一大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