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是位地道的农村妇女，自十八岁那年入了党，她就铁定了心，跟党走……

临终前的党费

去年秋天，母亲病得很重，连汤都喝不下去了，全家人为此心如油煎。就在母亲临终前的一个晚上，她几次用那干瘦的手，吃力地向床头方向摆晃着，好像在示意着什么。我顺着母亲的手势探寻过去，枕头底下有只蓝布袋，里面有个红色的油纸包，纸包里是叠齐整的厚厚的毛票，“祥儿，这是妈最……最后一笔党……党费，替……替我交给村……村支部。”母亲用极其羸弱，几乎听不清的话语吃力地说着。顿时，我两眼模糊了。

母亲是有着69年党龄的老党员。无论是土改、大跃进，文化大革命、分田到户，还是晚年随儿女进城，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党员，按时交纳党费。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祥儿，你给我的生活费是不能算作党费的，我要亲手去挣。”于是，母亲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沿着大街小巷捡废纸、废瓶，一点一点的捡、一分一分的攒，按月下乡亲手把党费缴给组织上。“妈，你捡垃圾多不卫生呀。”我劝说母亲不要捡废品了。她却风趣地说：“捡垃圾不丢人，既环保又能攒钱缴党费，再说我一生还没当过环卫工人呢。”在母亲生病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她不能下乡缴党费了，就用心攒着。临终，母亲立下遗嘱把最后一年零六个月攒下的四十一元六角，让我转交给村党支部。

送走母亲的第二天，我便下乡了了她老人家的遗愿。

十八岁入党

母亲的童年很不幸。外祖父抽大烟，抽得家徒四壁，外婆被典给人家为妻，丢下了年幼的母亲和舅舅撒手西归。母亲8岁时，经人介绍来到我家做童养媳，打秧草、割猪菜、捡柴火、做针线……是母亲童年生活的全部。

在艰苦的童年生活里，一有空，母亲就跟着村里小姐妹们边学做针线，边学唱高邮湖水乡小调。母亲嗓音清纯、明亮，她用歌声陪伴着自己，十三、四岁的时候就去民间剧团学唱小戏，一直唱到解放、土改，唱进区里扬剧团。

那时，区上剧团演出、生产两不误，母亲是唱戏、劳动能手，随着区里土改工作队，唱红了水乡半边天，母亲成了用戏曲宣传党的方针、路线的积极分子。十八岁那年，在区妇女主任介绍下，母亲入了党，从那一刻起，她把自己交给了党。

心中有党就不觉得苦

母亲辛劳了一辈子，但最苦、最累还数“战天斗地”的那段激情岁月。大跃进时期，已是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，冬修水利，带领“娘子军”上水库修大堤、挖河道;战“三夏”，她领着女子突击队从早到晚战斗在“双抢”火线上。

一九五九年冬，母亲生下我不久，正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她饿着肚子、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坚持发动群众战饥荒、恢复生产。她带人徒步到几十里外背稻种;秧田里没水，就同男子一样踩水车提水抗旱。不知多少次，母亲晕倒了，喝口凉水，继续干。

一年闹水灾，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向粮田、村庄扑来，男劳力全部上了大堤，母亲她们女子突击队不甘示弱，那里危险，那里就有母亲嘹亮的号子声。一天夜里，眼瞅着河堤就要垮塌了，队长大叔一声惊呼，男子们全下水了。母亲急了，她带领三十几个年轻妇女齐刷刷地跳下齐腰深的河水中，组成人墙抗击洪峰。

那次抢险，母亲落下了胃痛的病根，临了还是伤在胃上。但母亲从不后悔自己的付出。

军属匾是母亲全部的荣光

1979年春，国家发起第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村头喇叭里不停地传来党中央的声音，村里男女老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，大会小会都在声讨南方某邻国忘恩负义侵犯我边疆的滔天罪行，作为老党员的母亲坐不住，整天牙痒痒的。

年底，公社动员青年参军。母亲不顾爷爷奶奶极力反对，也不听左邻右舍的劝说，硬拉着我这个家里的独苗儿、爷爷奶奶的命根子报名应征。

体检时，她怕我个头矮就悄悄的把鞋底垫厚，怕我不够重就让我在称体重前，多喝几碗水。我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，完全出乎一个老党员的爱国心。

“祥儿，到部队，要听首长的话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苦练杀敌本领，保卫国家可是你的责任啊!”县上送来“军属匾”的那天晚上，母亲兴奋地一夜没合眼，又一次给我上开了“党课”。

我一手拿枪练精兵，一手握笔学文化。虽无缘赶上奔赴南国边陲杀敌立功的战场，却在训练场上、文化课堂里，实现着人生价值。入党，提干，上军校，成为一名部队政工干部，四次立功受奖。当我把一枚枚军功章寄回家时，母亲乐坏了。“一想到家里的军属匾和我儿那军功章，咱干啥都一身劲。”母亲逢人就说。

我虽早已脱下了军装，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，但母亲还像往常一样，要求我用军人的标准衡量自己，牢记使命担当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，为振兴党的事业助力、为民谋福。母亲常对我说，可别忘了自己是穿过军装的人，别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，更别忘了咱家堂屋里挂着的军属匾。

母亲一辈子吃苦受累，脚踏实地为党工作。“我是党的女儿，我向党旗举过拳头，发过誓，是党的人，就应该跟党走。”她无数次用这样的话激励自己，教育儿女。

是啊，在母亲心中，党旗永远鲜红，永远高高飘扬。